备受瞩目的2017年全国两会近日落下帷幕，结构调整、防控风险依然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为研判大势、建言献策中国经济，3月21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7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副院长金李教授，以及蔡洪滨教授、陈玉宇教授、刘晓蕾教授、姜国华教授出席此次分析会，并从宏观经济、金融改革、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财税制度等多个角度进行主题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香港南华早报、路透社等50家境内外知名媒体与会。

实体经济开局平稳，触底回升力度尚弱，依然有诸多风险和困难需克服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宏观课题组认为，2017年二季度及之后一段时间实体经济继续上行的空间较为有限。预计一季度GDP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长达6.8%，年内余下三季度增速将会逐步放缓至6.5%。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6.6%左右。

2017年政策重心调整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遏制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保持扩张财政政策，据课题组估算，2017年预算财政赤字GDP占比实际超过4%。货币政策已收紧，金融去杠杆已成为政策重心。政策性利率逐步上调，今年有望继续上调10-20个基点。

对于汇率，课题组认为，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期内会在6.9到7.0左右震荡，今年中期随着美联储再次加息或将突破7.0，但是大幅贬值或者升值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微观基础，重新思考宏观政策话语体系

刘俏教授在作主题演讲时表示，2016年在极其困难及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获得了6.7%的增长，2017年头两个月经济数据也相对乐观。然而，这一轮经济企稳所沿用的还是以往的增长逻辑——天量信贷推动的投资。这一轮集中在房地产、基建等领域。在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低的前提下，稳增长只能靠投资率。这是中国经济至今未能改变的增长逻辑。

在刘俏教授看来，与这种增长逻辑相对应的是金融的过度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脱节。过去10年，金融附加值占GDP比例节节升高，同时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却在急剧下滑，2016年，近25万亿的新增融资量只带来了5-6万亿的GDP增长。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金融附加值占GDP比例）与经济增长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没有关系，表明资金脱实进虚在加剧。

宏观政策作用大幅下滑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层面整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低，为了获得增长只能靠强刺激，缺乏优质金融资产和资本市场不振使得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通过加杠杆循环，加大金融体系系统风险。

刘俏教授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宏观政策话语体系。能否不再强调“保增长”？在经济增长逻辑和经济微观基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稳增长与防金融风险很难兼得；确定政策目标时，能否更多强调“失业率”“通胀”等与民众获得感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而非单纯强调GDP？从长远讲，重塑微观基础是中国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关键——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企业减负、创新体系的建设、私有产权的保护等必须加速；似是而非、令人狐疑的话语体系（例如，产融结合、全球500强、多元化、全产业链生态系统、顶层设计等）往往在微观层面混淆问题的症结，能否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与其行政干预市场，不如大力培育市场

面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刘晓蕾教授在进行主题演讲时表达了她对于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涌向房地产及金融业的担忧。她和她的合作者做的一个研究表明，从银行贷款端看，随着地价上涨，银行增发更多房地产抵押贷款，减少信用贷款，而有地企业通常是成熟企业，地价上涨通过抵押拿到更多的贷款，这导致无地企业（通常是中小微和双创企业）更拿不到钱；从投资端看，研究看到拿到钱的企业会把钱再去买地特别是商业用地，而减少了非房地产投资。这两大渠道导致房地产挤出了实业。

她认为，促进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避免房地产业挤出实体经济将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除了房地产市场外，刘晓蕾教授还谈到了她对当前股市改革的思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加大股权融资是政府提出的未来去杠杆、防止风险隐患的解决办法。

她强调了在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时，应该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则，小心行政干预对市场产生的扭曲作用。她和她的团队做的另外一个研究表明，在2015年股灾期间，停牌及跌停板之类的以抑制投机为目的的交易限制引发股价下跌连锁反应。比如当一支基金所持股票中很多跌停与停牌，其面临赎回时，就只能卖其他股票，引发其他股票下跌。

在刘晓蕾教授看来，政策手段应该减少直接干预，更多地在培育市场上下功夫，包括投资者教育，增大违规成本等。由事前审批的行政化手段更多地转向事后违规重罚的法制化手段，最终实现金融市场自律，从而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避免过多的行政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套利。

唱响价值投资理念，迎接我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姜国华教授认为，我国股市创建以来，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回报，上市公司市值走势在长期看和公司业绩创造高度正相关，而价值评估是投资的良方，短线炒作是害人的毒药。提倡基于价值评估的投资、提倡价值投资是理解当前资本市场政策偏差、纠正市场乱象的前提。“野蛮人”愿意出价控股上市公司，出到高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没什么可怕的，让“野蛮人”高价接手，最后砸手里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在资本市场上，每个人（机构）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作为投资主体承担收益和后果，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

在姜国华教授看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在强调更加重视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价格）背离价值，资本市场脱离实体经济，当然容易引发风险。总体看，我国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我们的金融产品线还很不完善、很缺乏，我们的监管理念、监管手法也需要不断调整，包括投资者的结构还在初步阶段。他对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未来有信心，我国的长期市场牛市才刚刚起步。

财富管理市场乱象及供给端问题与机遇

金李教授在谈及财富管理话题时表示，财富管理不是零和游戏，应当是“选良种，淘汰劣质种子，增加未来产出”。但现在市场有很多问题，比如大量资金用于投机，而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散户投资者带来的受情绪影响的投资行为，部分投资者盲目追求回报，而不顾及风险等。

“急需财富管理行业替代房地产市场成为未来中国家庭储值重要手段。”金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供给端问题。在资产管理端，国内能够提供的可投资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不能有效覆盖财富家庭的需求，专业投资机构缺乏国际资产配置的能力。在财富家庭方面，善于“创造财富”，不善于“保有和积累财富”，风险意识薄弱。在财富管理端方面，对财富家庭需求的认识和开发不足，对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理解不足，职业素养不高。他表示，北大将加大培育未来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所需要的一批领军人物，去帮助企业能够尽快地改善他们在财富管理行业方面的一些做法，把这个行业尽可能推到更成熟的程度。

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四大挑战

陈玉宇在进行主题分享时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全球化退潮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深层经济力量，二是公共服务需求和政府规模扩大，三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造成结构变化受阻，四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是最大的市场体制短板和挑战。

陈玉宇教授分析，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民对各种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收入的上升，以比收入上升更快的速度增加。政府规模会继续扩大，瓦格纳定律在起作用。一方面中国减税增进企业活力的空间减少，另一方面也要改革财政体系，更高效率、更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成为配置占GDP比重越来越大资源份额的主体。解决不好这个挑战，既会失去效率，也得不到公平。

此外，在陈玉宇教授看来，家庭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生产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规模经营问题、人力资本问题、农业地区的市场环境和法制建设问题。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将制造城乡的鸿沟，进而危及一个健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对于劳动力市场，陈玉宇教授判断，中国在未来20-30年内，将面临市场建设的巨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需要持续地将劳动力进行两个再配置。一个再配置是产业间的、低效率的行业衰退萎缩，高效率的行业兴盛起来；低技术行业衰落，高技术行业兴起；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缩减，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劳动力市场需要把就业者从衰落的部门配置到兴盛的部门。第二个再配置是将劳动力在地理空间上配置，遵从市场规律，追逐产业集聚，将劳动力配置到有前途的城市里。这两个配置，都需要一个灵活的、富于效率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

谈财税改革，解析房地产税和个税改革的设计难点

蔡洪滨教授围绕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主题分享。在“营改增”之后，应当加快推出财税改革的其他措施，综合考虑，系统设计。他谈到了目前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问题。他认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应与房屋70年产权到期延期相挂钩，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交房地产税的同时解决了未来房屋产权的问题，在增税的同时给予纳税人一个重大的政策红利。对于交不起房地产税的纳税人，可以采取“挂账”的方法。纳税人每年需要交的房地产税可以先记在账上，直到房产需要转让或被继承时，再按一定的利息交纳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应当成为一个地方政府的重要税种，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应当允许地方政府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中央政府可以规定一个统一的地产税率下限。

蔡洪滨教授也谈到了对于个税改革的看法，他表示应该与养老体系相结合。在养老设计里面除了政府最直接的保底、企业年金外，也要考虑第三支柱，也就是将一部分个人的收入作为养老的准备，建立个人账户。这对于社保体系的建设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又可降低人民的税收负担。

他认为，个税改革需要强调的是要宽税基、低税率，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以便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现在的边际税率太高，并且税率档次太多，实际纳税人数远远小于应纳税人群，并且集中在工薪阶层，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劳动积极性。建议要大幅减并税率的档次，可以从七档变成三档，甚至单一税率也可以考虑。他建议降低边际税率，同时将劳动收入和资本所得收入同等对待。